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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像一柄锻造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制度之剑,至今仍在新时代闪耀锋芒。这份被誉为"建党以来最系统党内法规"的文献,不仅重塑了十年动乱后的政治生态,更为中国标注出永恒的精神坐标。当我们拨开历史迷雾探寻这份准则的诞生密码,会发现其中蕴藏着执政党自我革命的原始基因。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这艘巨轮刚刚调转航向。十年文革留下的政治创伤尚未愈合,党内存在"纪律松弛、派性抬头"等突出问题。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
在陈云同志主持下,中央纪委组建起草组,历时14个月调研论证。草案先后修改7稿,征集全党3800多条意见,甚至专门征求党外人士建议。这种空前开放的立法过程,本身就是对准则第十二条"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生动实践。
1980年春节刚过,142名中央委员齐聚。2月29日表决通过时,会场响起长达3分钟的掌声。这份包含12章内容的准则,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党建领域首个系统性制度设计。
准则最震撼之处在于其超越时代的预见性。第一条"坚持党的政治路线"中"反对思想僵化"的表述,恰与40年后"破除形式主义"的整治形成历史呼应。
第六条"发扬党内民主"创造性地提出"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为后来"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重要论断埋下伏笔。而第九条"同错误倾向作斗争"中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规定,在党的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中得到新的诠释。
最具前瞻性的是第十条"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其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直接影响了后来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提出。
这是党史上首部以"准则"命名的中央文件,开创了"制度治党"先河。与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侧重总结历史不同,1980年准则着眼规范当下行为。
它首次系统提出"党内政治生活"概念,将抽象的政治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38项具体规定。比如"禁止给领导人祝寿"这条看似细微的规定,终结了延续数十年的传统惯例。
尤为重要的是,准则确立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据档案记载,某位老红军因超标用车被通报后,专门致信中央:"准则这条红线,我们这些老兵更要带头守。

准则实施当年,全国查处违反政治纪律案件同比上升217%。1983年整党期间,超15万名党员因不符合准则要求被除名。这个数字超过当时党员总数的3%,彰显了壮士断腕的决心。
在经济领域,准则第七条"严守财经纪律"催生了1982年首次全国财务大检查,追缴违纪资金23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1.2%。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塑造了新一代政治精英。现任省部级干部中,超八成曾在青年时期接受过准则专题培训。某位现任政治局委员的履历显示,其1985年任县委书记时,曾因严格执行准则第六条规定而遭遇撤职风险。

2016年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1980年准则的主要原则和规定今天依然适用。"这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初心的坚守。
在"两个确立"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今天,重温1980年准则中"维护中央权威"的条款,更能体会历史与现实的交响。正如中央党校某位教授所言:"这份文件就像政治DNA,决定了中国的健康肌体如何抵御病毒侵蚀。
当我们对比十八大以来落马高官的忏悔录,会发现他们违纪违法行为的起点,往往都是突破了1980年准则划定的某条底线。
从1980年早春到2025年金秋,这份诞生于改革开放元年的党建文献,已守护中国走过近半个世纪。它既是历史标本,记录着党在转折关头的自我革新勇气;更是活的传统,持续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精神滋养。当我们凝视准则首页那枚泛红的五角星印章,仿佛能听见历史深处的庄严宣告: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永远是制度化的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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