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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一条横贯华北与塞外的铁路——平绥线,成为连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的动脉。冰心与文藻、顾颉刚、郑振铎等学者组成的旅行团,以笔墨为镜头,记录下沿线的风土人情与历史变迁。其中,包头作为平绥铁路的西端终点,不仅见证了近代西北开发的壮阔历程,更在《平绥沿线旅行纪》中化作一幅融合荒凉与生机的社会图景。本文将从地理风貌、民俗交融、历史责任、文学价值、经济物产及当代启示六个维度,解读这段跨越时空的旅行记忆。
包头位于阴山南麓、黄河北岸,在冰心的笔下,这里既有“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苍茫,亦不乏“彩毡般的野花绚烂原野”的生机。她以诗意的笔触描绘驰骋草原时遇到的黄羊群:“惊走四散,迅疾如鹿”,称此景为“大吉大利”的奇遇,凸显了塞北自然的野性之美。
与此冰心敏锐捕捉到包头作为商贸枢纽的独特地位。她提到山西商号“鸿记”在此经营油酒米面,店伙二百余人四出销货,映照出“蒙汉交易”的繁荣场景。这种地理与经济的双重角色,使包头成为平绥线上“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
而途经保商团营盘时,她记述团兵“骁勇善骑”,土筑营房与辽阔草原形成刚柔并济的视觉对比,成为塞外风物的典型象征。

《平绥沿线旅行纪》中,冰心以人类学家的视角细致刻画了包头地区的民族互动。她在旅店见蒙人“淳厚好客”,商家“招待周到,不算钱钱”,折射出游牧文化享互惠的传统。
文中还记载了蒙古骑士“自晚霞天边急驰而来”的画面,形容其“帽影鞭丝,马上姿势闲散自然”,寥寥数语勾勒出终身马背生活的文化烙印。这种观察不仅体现文化尊重,更暗含对“中华各族同胞精诚联合”的深切呼吁。
值得一提的是,冰心注意到当地书籍流通的局限——《上论》数卷成包闲置,反映出口岸城市文化传播的特定阶段。这种细节使得她的旅行记超越个人感怀,成为社会变迁的微观档案。
平绥铁路作为完全由中国人自主勘测建设的早期铁路,被冰心视为“民族自信的象征”。她在文中特别提到青龙桥长城旁的詹天佑铜像,赞颂其“焦虑、深思、坚持、忍耐的国民性”,呼应了京张铁路工程中“惊天地、泣鬼神”的奋斗精神。
在国难当头的年代,这条铁路更被赋予“开发西北、巩固边防”的战略意义。冰心深刻指出,自东北沦陷后,“国人矍然觉出边防重要”,而平绥线正是“货物从西北来的孔道”。
她更批判旧时“闭居关内,视塞外为畏途”的狭隘观念,主张通过铁路旅行打破地理与文化隔阂。这一观点与《京绥铁路革命史话》中“沟通内地与西北首条交通动脉”的定位形成历史共鸣。

冰心的散文将古典诗意与现代观察完美融合。面对草原落日,她巧妙引用北齐斛律光的《敕勒歌》,又自创“彩毡平铺,绚烂已极”的意象,形成文学传统的创造性延续。
在描写百灵庙景观时,“红檐金顶,小河抱环紧带”的描写,与“四山霞彩”相互映衬,展现了她作为现代文学巨匠的语言驾驭力。
尤其珍贵的是,她对细节的捕捉充满画面感:“大雨欲来时四天浓白之景”“两个蒙古骑士鞭马与车偕驰”,这些片段如同电影镜头,让读者身临其境。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使《平绥沿线旅行纪》兼具游记的实录性与散文的艺术性。
作为实地考察的成果,冰心在文中系统记载了平绥沿线的物产资源。她注意到包头地区的牧畜与垦植潜力,将其定位为“全国富源之所在”。
通过观察商队运输的货物种类——从油酒米面到日用杂货,折射出当时西北地区的基本经济结构。这些内容为后世研究民国经济史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更值得关注的是,她将经济观察与人文关怀结合,如记述蒙政会办公处的“数十毡包”与汉式建筑并存,呈现了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独特发展模式。
近百年后的今天,重读《平绥沿线旅行纪》,仍能感受到其中跨越时代的精神力量。冰心对民族团结的呼吁,与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主题形成深刻契合。
她笔下“珍重保守并使之发扬光大”的文化自觉,恰与当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遥相呼应。而她对西北开发的远见,亦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获得新的时代内涵。
这些穿越时空的共鸣,印证了优秀文学作品的永恒价值——它不仅是历史的镜鉴,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冰心的《平绥沿线旅行纪》如同一部移动的文明史册,在包头这片土地上,我们既看到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古老诗意,也读到了“蒙汉齐心共发展”的现代命题。这部作品既是个人的旅行日记,更是民族集体记忆的珍贵切片。当列车呼啸而过,留下的不仅是钢铁轨迹,更是一个时代对自我认知的深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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