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行为犯吗、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职务犯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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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构成是否以实际危害结果为必要条件，这是理解其行为犯特征的关键。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该罪的构成核心在于“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系列行为本身，而非必须造成实质性损害后果。

从犯罪构成理论角度分析，行为犯与结果犯的主要区别在于犯罪成立的时点。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而言，一旦行为人完成了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的行为，并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即使尚未造成具体损害结果，犯罪也已经成立。这种构成特征使得该罪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更强的预防性和警示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该罪名的数额要求“数额较大”更多是作为入罪门槛而非结果要求。这意味着，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且达到法定数额标准，即可构成犯罪既遂，而不需要等待特定危害结果的发生。

职务犯罪本质的法理依据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否属于职务犯罪，需要从其侵害的法益角度进行判断。该罪直接侵害的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正常管理秩序和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这正是职务犯罪的典型特征。

从犯罪主体角度来看，该罪要求行为人必须具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一特定身份，这种身份属性与职务犯罪的主体要求高度吻合。区别于普通财产犯罪，该罪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对单位内部管理秩序的破坏和对职业操守的违背。

在司法实践中，该罪与贪污罪、受贿罪等典型职务犯罪共同构成了惩治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的法律体系。虽然犯罪主体存在差异，但本质上都是对职务廉洁性的严重侵害。

犯罪构成要件的特殊要求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包含三个关键要素：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三个要素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该罪的客观行为模式。

利用职务便利是该罪成立的前提条件，指的是行为人利用自己主管、经手、管理单位事务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这种便利既包括直接利用本人职权，也包括利用职权形成的地位影响。

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多样化形态。无论是已经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还是仅仅承诺、默许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以认定为具备该要素，这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行为犯特征。

与企业人员相关的特殊规定

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如果利用职务便利受贿，应当按照受贿罪而非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处理。这一区分凸显了该罪针对的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特定群体。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其他单位”的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常设性组织，也包括为特定活动设立的临时性组织，这充分体现了法律对市场经济中各类型组织工作人员的全面规范。

在实践中，足球裁判等特殊主体的受贿行为也按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处理，这表明该罪的适用范围正在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扩展。

司法实践中的典型表现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多种类型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例。金融权力滥用型案例显示，银行工作人员利用专业壁垒收受贿赂，违规出具虚假担保材料，造成巨大金融风险。

公共资源寻租型案例中，村委会主任等基层自治组织工作人员利用管理漏洞，通过资格审批权收受财物，破坏社会公平。这类案例凸显了该罪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

供应商利益输送型案例在制造业等领域较为常见，采购人员、管理人员通过与供应商勾结收受“好处费”，严重损害企业利益。这些案例为企业和从业人员提供了重要的风险警示。

罪数形态与法律适用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实践中常常涉及罪数形态的认定问题。当受贿行为与其他犯罪行为相结合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是否构成数罪。

值得注意的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虽然不能单独构成受贿罪，但根据共同犯罪理论，可以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共犯。这一规定完善了对贿赂犯罪的全链条打击。

在法律适用方面，该罪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构成了对应的法律关系，体现了刑法对贿赂行为的双向规制，从而更有效地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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