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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复杂的组织环境中,领导者常常陷入“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的两难困境。曾仕强指出,一味严管会导致专横霸道,完全放任又会造成一盘散沙,而圆通正是摆脱这种困境的智慧之道。与西方管理体系不同,中国式管理更加重视人性面与艺术化,强调“不管之管”的上乘功夫。这种领导方式既保持了管理的有效性,又维护了人际关系的和谐,成为当代中国领导者必备的修养。
根本差异在于动机与效果。曾仕强特别强调区分圆通与圆滑的重要性,两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效果却有天壤之别。圆滑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投机取巧,往往令人反感;而圆通则是为了整体和谐而灵活应变,能够让大家都保全颜面。领导者若被贴上圆滑的标签,就会丧失威信和领导功能。
表现形式上的微妙不同。圆通讲究“骗别人不要骗自己”,这种看似矛盾的立场实际上是一种表达个人意见的“权宜之计”。比如婉拒访客时,目的是让对方自我反省,而非纯粹欺骗。这种处理方式既达到了目的,又给双方留下了回旋余地。
文化认同度的显著差距。中国人普遍欢迎圆通却厌恶圆滑,这种集体意识深植于传统文化中。判断的标准在于是否伤害他人利益
无为而治的智慧。曾仕强推崇老子的“无为”思想,认为最高明的领导是“管到好像没有管一样”。这并非消极不作为,而是通过激发下属自主性实现更高层次的管理效能。

化解两难的实际策略。优秀领导懂得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放手。凡是下属能做的工作,领导一律不要做,把成就感让给下属;而遇到下属不能做的事情,领导必须挺身而出。这种灵活的应对彰显了圆通的精髓。
从英雄到集团的角色转换。中国人不欢迎“一个人表演”的英雄性强人,却拥戴能够知人善任的安人领袖。领导者应该隐藏个人英雄主义,让团队成员展现各自的英雄性,从而实现真正的总动员。
中西管理哲学对比。西方管理偏重制度化、科学化,科技面重于人性面;中国管理则人性面重于科技面,更加重视人性化、艺术化。这种差异源于《易经》人本位与西方神本位思想的不同文化渊源。
日本管理的借鉴意义。曾仕强通过比较中美日三种领导文化,揭示了中国式管理的独特性。日本人注重团队精神,美国人强调个人能力,而中国人则在框架下寻求动态平衡。
传统的现代价值。五伦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人际关系的处理。
规范的重要性。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注重道德规范,讲求“在圆通中分是非”,把是非分得大家都有面子。这种处理方式既坚持了原则,又维护了关系和谐。
合理不平等的智慧。曾仕强提出“合理的不平等”观念,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维持合理的不平等,而不是追求绝对平等。这种认识有助于解决现代管理中因过度强调平等而产生的诸多问题。
面子文化的积极运用。高明的领导者懂得让大家有面子地认为“我让给你”,而不是使大家没有面子地承认“我输给你”。只要领导者有赢的心态,下属就会抱定“看你神气到何时”的心情。
做人的三大要点。圆满的沟通、合理的激励和有效的服务构成了圆通领导在做人方面的主要配套动作。这些动作需要领导者具备高度的情商和文化敏感度。
做事的三大要素。未雨绸缪的计划、权宜应变的执行及综合考量的评审,共同确保了领导效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领导中心的巩固。巩固领导中心不能依靠紧急时的呼喊,而需要平时的用心经营。通过关心团队成员,使大家产生同心、增强信心、坚定决心、自愿交心,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修己安人的基础。曾仕强强调,领导是发挥安人潜力的历程,把修己安人的管理效果充分发挥出来,才算是圆通的领导。领导者必须先完善自我,才能有效带领他人。
推拖拉的艺术。中国人欢迎懂得推、拖、拉,使大家都有面子的集团性强人。这种看似低效的方式,实际上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和可能性。
攻心为上的策略。要带人,先带心,这是中国人的领导智慧。通过合理的关怀和激发,促成全体成员的总动员,达到中国式领导的最高境界。
曾仕强的圆通领导理论为中国管理者提供了符合文化心理的解决方案。在全球化的今天,理解和运用这一传统智慧,不仅有助于提升领导效能,更能增强文化自信。圆通不是妥协退让,而是以更高智慧实现管理目标的艺术,值得每一位追求卓越的领导者深入学习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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